人工智能, 不只是技術變革｜文化縱橫封面專題
發布時間：2024-09-01 16:23:03
2023年以來，隨著OpenAI等創新企業和ChatGPT、SORA等人工智能應用軟件在輿論和金融市場領域的持續火爆，關于人工智能革命及其社會經濟深度影響的話題日益受到大眾的關注。專業技術人士、行業觀察者、經濟界人士及大眾用戶，紛紛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這些熱烈的討論背后，實際上涉及不同層面的問題。
其一，人工智能應用的快速迭代發展和相關企業的備受關注，是否意味著人工智能技術正迎來突破性時刻？對此行業內外人士似乎存在不同認識，熟悉具體技術路線的專業人士看到了其中的困難，行業外的觀察者卻歡呼“未來已來”。
其二，中國與美國在人工智能技術和相關行業發展方面，是否存在差距，乃至存在差距進一步拉大的狀況？此種趨勢是否意味著中美經濟競爭的格局將再度被重寫？
其三，在人工智能、資本市場、產業體系的互動關系方面，中美兩國孰優孰劣？有論者指出，美國資本市場對于“炒作”抑或“支撐”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重大影響；也有觀察者指出，中國的人工智能技術路徑在與實體產業結合方面，已取得了超過歐美國家的實質性進步。技術、資本與產業之間，究竟以何種方式進行互動更為有力，并不能確信已有明確的答案。
其四，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及其推廣應用，是否意味著新一輪的生產力革命和生產組織形態革命？這將對現有的產業結構、社會分工結構、就業結構產生何種重大影響？各國及人類社會又該如何應對此種深刻性變革？
對這些不同層次問題的討論和爭議，既存在理性認知和思辨的要素，也混合著不同人群的情緒、感情和想象。這也是人類認知模式與人工智能認知的關鍵性差別之一：人類在認識和判斷過程中，理性與感性總是共同發揮作用，尤其是涉及集體行動和未來路徑選擇之時。我們不斷嘗試避免或消除“非理性”因素在認知和判斷領域的復雜影響，然而，一旦進入行動領域，情感性因素總會再度回歸。這恰恰是人文社科思想界需要參與技術領域討論的重要原因。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表明，技術從來不只是單純的技術，技術也是政治的載體，是政治博弈的場域。
當下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已經邁向“創新驅動”時代，從黨中央領導到具體的勞動者，都已經深刻感受到技術創新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性與必要性。人工智能相關話題在中國輿論界備受關注，這恰恰說明，中國正全面進入數字社會，成為全球數字基礎設施最領先的國家之一。中國也與美國一般，正同步面臨全球最前沿的兩個關鍵性難題。
首先，是如何鼓勵和支持技術創新，尤其是原始創新的問題。
技術創新，需要大量的投資和不斷的試錯，尤其是在原始創新、“無人區創新”問題上。由于技術路線前景和產品最終可實現的前提未知，導致創新風險幾何級數上升，存在極大的創新失敗的風險。由于此種巨大的不確定性，創新主體勢必需要有效的激勵機制和風險分擔模式，來對抗此種不確定性。由于創新主體構成的復雜性，如創新性企業、企業家、科研人員、投資人、政府等，不同主體所追求的激勵目標并不一致。如何發揮不同創新主體的功能，協調好不同創新主體的激勵機制；如何依靠龐大、靈活、有效的創新資本運作機制，來分擔創新的試錯成本；如何在短期的資本炒作意圖與中長期的產業化發展目標之間進行博弈和平衡，成為中國政治界、商業界和思想界在創新驅動時代所必須共同思考的重要問題。
更進一步，新一輪技術創新，所涉及的上下游產業鏈條、技術鏈條規模日益擴大，需要某種形式的跨國、跨地區乃至全球性協調。這意味著企業、國家都需要深度參與全球化，乃至引導全球化進程；需要在尋求擴大自身利益、自身目標與其他國家、其他經濟主體利益和目標之間進行協調和探索，這對中國提出了更復雜、更宏大的要求，如何協調國內政治規則與已有的國際規則？如何實現國內與國際間在互動背景下建立新的利益結構和規則體系？這些都是對中國在新階段提出的新的歷史挑戰。
技術創新既有紅利，也有代價。對于參與主體而言，技術創新既能帶來經濟回報，如考慮資本收益、投資回報率等；也可能帶來新的產業優勢，塑造新的社會政治權力——聲望、地位及權力的回報。對于國家和社會大眾而言，技術創新可能帶來社會生產力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整體提高。
然而，技術創新也有成本和代價。除了創新主體付出的知識、技能、財富和時間成本外，還有兩個重要的隱性成本：基礎設施成本和社會秩序成本。信息技術發展需要的物質基礎包括電力、水、土地等基礎設施，而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還需要政府的組織和社會秩序的支撐。人類歷史中每一輪重大的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都會帶來產業結構的重組、就業結構的變局及勞動力的大轉移，這一過程如果不加干預可能帶來異常殘酷的結果，進而導致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
在上一輪工業革命期間，生產自動化曾使大量的體力勞動者從工業部門淘汰出局，也導致如歐美地區普遍出現的產業工人群體衰落，以及社會階級分化再度尖銳化的問題。正像很多觀察者們所憂慮的，新一輪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有可能使得大量腦力勞動者、白領階層從產業結構中被驅逐出來。盡管人工智能技術也能帶來新的就業機會，但失去的工作機會與新增的就業機會之間并不能畫等號。對個體勞動者而言，新技術意味著巨大的學習成本，甚至是隨著技術和行業更替被徹底淘汰的命運。
因此，對于政府而言，除了發展經濟的職能之外，依然需要高度重視政治及社會職能，需要思考和探索技術變革帶來的代價分擔和紅利分配問題，探索新技術條件下的社會結構重組和政治正義原則重塑問題。
創新經濟時代的上述兩個關鍵性命題，往往相互纏繞、相互影響，如何平衡好二者，是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挑戰。對于今天的中國而言，我們在這兩個關鍵命題上，已經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同步面臨最前沿、最新銳的歷史挑戰。更進一步，在社會發展方向、經濟組織形態、人類生活方式層面，中國也已經開始與西方國家進入同步探索、同步思考的階段，已經具備了產生原創性思想和理論的可能性。今天，中國政治界、商業界、思想界也需要直接面對這些新的挑戰，不能僅僅依靠技術專家、企業界人士“單兵突進”，也需要黨政機關、科研機構、不同學科學者、社會各領域行動者的共同參與、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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